金文的书法意义

金文简述

金文和甲骨文并存于商、周两朝，商代以甲骨文享誉，周代以金文著称。金文是指铸造或刻凿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古代称铜为金，所以叫金文。又由于夏、商、周三代以钟鼎为贵重的器物。鼎属食器，又作为礼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钟是乐器，宴宾和宗庙祭祀等活动中都击钟奏乐。所谓“鸣钟召众，煮鼎为食”。故把钟鼎作为所有青铜器的总称，所以金文又称为“钟鼎文”。青铜器铭文凹下去的阴文叫“款”，凸出来的阳文叫“识"，因此金文又称为“钟鼎款识”。

金文产生于殷商时期，兴盛于西周。在甲骨文盛行的殷代，由于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青铜器。战场上的戈矛、剑和生活中的各种器皿，都逐渐用青铜铸造。据专家考证，金文产生于商代时期，即二里冈文化时期，美国鲁本斯收藏的一件刻有“父甲”二字的二里冈时期的铜角，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青铜器。

商代早期青铜器铭文较少，一般只有一两个字，仅用来记录做器人的族名、名字或器主等。商代青铜器铭文书法类似甲骨文，瘦细劲韧，刀刻味较浓。代表作品有《戌嗣子鼎》、《司母戊鼎》、《司母辛鼎》等。商代金文虽少，却独具风格，或流畅瘦劲，或雄健奇伟，或朴拙凝重，开了西周金文之先河，为西周金文的全盛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崇尚礼仪，加上冶金工艺的发展和提高，礼器、乐器因之极盛，金文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已出土的西周金文数量十分可观，数十字以上的约在千件左右，数百字的长篇巨制也屡见不鲜。文字内容也转向书史纪事为主，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礼仪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

西周《小克鼎》(局部)

西周金文大多出土于西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一周原和丰镐以及陝西的宝鸡、临潼、长安等地。自西汉神爵四年(58年)首次出土《尸臣鼎》以来，历代都有重要的发掘。解放后，更有大量西周青铜器出土，著名的西周青铜器如:《天亡簋》、《大盂鼎》、《大克鼎》、《墙盘》、《毛公鼎》、《大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利簋》等，举不胜举。目前已见到的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就有4000件以上，数量之多，丝毫不亚于甲骨文。

关于金文的记载、整理和研究，历代有不少专著，如吴大激的《簋斋集古录》、邹安的《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容庚的《金文编》、古铭和徐谷甫的《两周金文选》等。

金文的书法风格

金文是我国文字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在中国书法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金文是继甲骨文之后重要的书体，是典型的大篆。它上承甲骨文，下开秦系文字之先导，有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

书、刻、铸方法和技巧的不同，使金文和甲骨文在书法风格上形成明显的对比。在用笔上，金文明显优于甲骨文，它变方折为圆转，易纤细为粗浑，或圆或方，或曲或直，变化丰富，形式多样，为中国书法的用笔奠定了基础。在结构布局上，金文更加完美成熟，有的大小不拘，因地制宜，错落有致，自然美妙，有的端庄优美，和谐圆润，对称均匀，雍容稳妥:有的工整纯熟，流畅秀雅，含蓄饱满，气势一贯:有的行笔粗散，草率疏放，以险取胜，别具风味。

周早期金文。主要指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和昭王时期的金文。这一时期的金文继承了商代金文的风格，笔画肥美，有尖状肥笔，其形如刀或蝌蚪:有游动的曲笔，婉转多变，被称为波磔体，和甲骨文的方笔形成明显的对比。其笔法特点主要来源于商代的“族徽"，多保留有象形文字的特点。结构无规律，字形大小、长宽、方國不等，字无定形，一字多写，合文是普遍现象。

周中期金义。主要指周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时期的金文。这一时期的金文逐渐脱离了商代和周初的风貌，用笔上的肥美逐渐变为以线为主的中锋，象形和修饰意味也渐渐消失。方圆笔兼用，字形渐方，端庄匀称，章法谨严，通篇美观。至此，西周金文书法的风貌基本形成。布局上出现有界格，但有收有放，不被界格所约束，生动大方，自然多变。

周晚期金文。指周厉王、宜王、幽王时期的金文。这一时期的金文，图画文字完全消失。用笔道劲苍健，淳厚古朴，结构规律更强。字形大多取纵势，中锋用笔，自然圆浑，被称为“玉箸体”，是西周金文的纯熟时期，为后来的秦系文字《石鼓文》和秦小篆奠定了用笔和结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