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元公 草书自书诗卷

丁元公草书《自书诗》卷，纸本，手卷，纵28.2cm，横213.5cm。草书，64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本幅款钤“释净伊印”、“愿庵”印2方。引首王寿祺篆书“明贤诗翰”。收藏印有王福闇、潭观成等印7方。

文中“乙酉之后”、“戊子春季”，纪年分别为清顺治二年（1645年）和顺治五年（1648年）。时丁元公已去发为僧。从文中可知，此为丁元公应翁荀映之邀，“坐卧山林新绿之中”，与诸多朋友相聚后临别所作的诗赋。《自书诗》书法形态怪异，字形大小错落，相互穿插，笔画长短恣肆，顿挫、跳跃幅度很大，线条粗细变化丰富。此卷书法率意、险崛，锋芒外露，有纵横造险之势。

款钤“释净伊印”和“愿庵”印两方。引首有王寿祺篆书“明贤诗翰”。收藏印有王福庵、谭观成等人之印共七方。此作属于个性乖张、放浪形骸之列。整体观之，书法形态怪异，字形大小错落，相互穿插；笔画长短恣肆，用笔顿挫，跳跃幅度很大，线条粗细变化丰富。就全篇而言，书法率意、险绝、锋芒外露，有纵横造险之势。这些特征也大体代表了“乖张”一类草书的特点。

依笔者揣摩，“乖张”一类的书法作品有如下特征：就点画用笔而言，不求“形似”，亦不求“神似”，只求“心似”即可，完全以心中之意象为书法点画之形象，就是“以心写之，以求心象”，用笔大胆、放纵，将心中所想运于笔端，笔随情动，不以书法用笔的规矩来规范自己的一点一画，中锋、侧锋、疾涩、顿挫等笔法几乎全由情发；从结体取势来看，以“险绝”为主，力求在欹侧与放纵字形的境况下达到抒怀的目的，大量使用“夸张”的“造字”手法，或伸长竖笔，或拉宽左右部件的距离，或增加笔画的错落、波折等等，在结字上力求变化与增强视觉冲击力；从章法上来看，均衡的法则被淡化了，而是更加注重作品本身的表现力和情感感染力。

观丁元公《自书诗》卷这类“放浪形骸”的草书，笔者认为有三点值得学书者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一、从草书书法本身的表现来看，书法作品作为人们交流思想和情感的工具，其所具有的“符号化”或者“语言化”的意义是不能丢失的，离开了表达的意义，也就不存在意义了。清晰明了很关键，再狂放的草书也是可以释读的，因此，依据草书草法的规范进行创作是必须的。二、在进行草书创作的时候，注意个人情感与草书书法作品的关系。在草书发展的进程中，个人的情感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不能违反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先有草书，而后才是在草书中加进入的各种情感，就如同先有物质后有意识一样。三、每一个人对于书法的理解千差万别，所以，不同的人对于书法的创造力也是不同的，而这种创造力又与他的经历与思想密切相关。

丁元公早年为布衣，后皈依佛门。在神圣的净土上，书法对于丁元公而言，就是一种放松心情的表现和手段，完全是一种无目的的“神仙”似的“游走”。所以，观赏丁元公的草书《自书诗》卷，就应该结合作者的生活处境和思想境界，而不能仅仅以作品观看作品。况且，仅从作品本身出发，想更深层次地解读此幅书法作品是很难的，甚至我们会产生“这也是书法吗”的疑问。

丁元公，字原躬。明末清初(或谓清顺治年间)浙江嘉兴人。晚年为僧，名净伊，字愿庵。清吴修《昭代尺牍小传》称其“工书，精缪篆”。清张庚《画征录》谓元公“性孤介，寡交游，善书诗，有奇气”。清朱彝尊《静志居思话》谓其“书画俱逸品，精缪篆，诗亦不屑作庸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