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篆是汉字最古的形体分类

大篆

大篆是汉字最古的形体，它流行于战国（公元前２２０年）前。今所见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就属于广义的大篆范畴。

１．甲骨文

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系统，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山东邹平县丁公遗址所出的陶文，是刻在陶器残片上的，有人认为它是一　个独特的文字系统，其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四千余年）。甲骨文又称“契文”、“刻辞”或“卜辞”。称为甲骨文，是因其文辞刻在龟甲或兽骨之上：称为‘契文”或“刻辞”，是因其文辞原懊刻在甲骨之上；称为“卜辞”，是因其文辞都是书写的占卜内容。甲骨文是近代首先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见图）。

甲骨文是可识汉字最古的文字系统，“目前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全部单字的总数，约为４５００　字左右”今可准确辨识者仅千余（各家统计有很大出入）。由于其用途单一，故今见甲骨文应不是当时使用的文字系统的全部。

甲骨文作为书法艺术作品，有它突出的风格特点。甲骨文是锲刻文字，故每随锲刻工具的利钝、刻工技艺的高下、锲刻材料的差异而变化。有的甲骨刻辞线条粗重古拙，有的劲利细巧，有的规整端庄，有的欹斜多变，有的清秀妩媚。文字结体也大小不一，错综复杂。但是。变化中往往具有对称、均衡、和谐、稳定等特点。甲骨文虽然形状各异，但刻辞布局却饶有章法，多能随形变化，或直行，或散落。稚真烂漫，韵趣天成。甲骨文的这些特点，为后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２．金文

金文，指锲刻在商周及春秋战国以前用青铜铸造的钟鼎等彝器上的古汉字。因它是铭刻于青铜器之上，古人称铜为金，故称“金文”；又因这些青铜器多为钟鼎，旧时也把它称为“钟鼎文”。

殷商时代，青铜器的品种随冶炼技术的进步日见增多，但受锲刻和铸造技术的限制，一般青铜器上大多锲刻的是几个款识文字，长篇铭文则比较少见。如重８７５千克的司母戊大方鼎，为现存最大的青铜器，但只在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殷商晚期著名的《小臣赊尊铭》，铭文也只有四行２７字。

西周及春秋战国金文，就铭文字数而言，则大大增加。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殷簋铭》（又称大丰簋铭），内壁有铭文八行７６字；成王时所铸令彝，铭文有１８７字：《何尊铭》也有１２行１１９字；宜王时所铸毛公鼎，铭文竟达３２行４９７字，创当时青铜器铭文字数之最。１９５９　年版《金文编》，所收金文单字就有３０９３字。

人们通常认为，甲骨文早于金文，金文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但据当代有的文字学家论证，它们是同时代的文字。“金文是当时的正体，而甲骨文则是当时的俗体。两者的区别，就像今天‘印刷体’　与‘手写体’的不同＂。

殷商青铜器铭文书法的共同特点是：线条的流动性强，曲直变化鲜明，字形、体式和章法的变化，一般是顺乎自然，合于情性，没有固定的程式；笔法也较自由，没有后来那么圆转整饰，而且还普遍使用肥笔。这种文化现象，约源于早期的图画文字。其初，也许包含着对祖先、对先人业绩和家族历史的缅怀、纪念、崇敬，包含着对自然的崇拜、对鬼神的恭谨、对生活的热爱、对自身的赞美等。所以特别选用这种古老的形式作为具有特殊内涵的标识。后来一般铭文也有规律地在某些字中频繁使用肥笔，应该也是受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

周公制礼作乐，把周人的社会生活置于统一的规范之中。　繁缛的、刻板的礼乐制约，束缚了周人的精神，也严重影响了周人的创造力。因此，周人虽然也很注意向殷商人学习，其前期金文基本保持了殷商甲骨文、金文书法古朴凝重的特点，但是，拘谨的作风也妨碍了周人的再创造。西周前期，金文精品不多，不过，武王时期的《利簋铭》（《文物》，１９７７，　８）、《大丰簋》、成王时期的《何尊铭》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穆王时期的《静簋铭》等金文作品，也历来为书法家所宝重。

西周后期，金文风格变化很大，如蝌蚪状肥笔的消失，人工镂雕痕迹的减轻等，都标志其书法技艺更加成熟。这个时期，恭王时期的《墙盘铭》、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颂鼎铭》等，都是不可多得的金文艺术佳作。春秋战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金文风格也与这个时代相一致，呈现出与西周以前不同的气质色彩。钟鼎彝器，本是地位、权力的象征，这时君主臣民，上下凌替，权力旁落，大小诸侯，坐地为王，各行其政。因此，留在钟鼎彝器之上的铭文，便不可能像西周以前那样整齐划一。如《商鞅方升铭》、《曾乙侯编钟铭》等，风格就很接近小篆。这类装饰性很强的书体，一般都是随物赋形，富于变化。它们本身虽无大成就，但从其笔法和结体来看，较接近小篆，当是由大篆过渡到小篆的一种中间形态，也是一一个从民间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其影响不可低估。

３，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可辨识的石刻文字。因其铭文是锲刻在石鼓之上，所以称为“石鼓文”。石鼓共有１０个，每个之上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所记为秦君游猎之事，近有人考为秦献公十一年所刻。有人认为，此石非鼓，而为石碣（古代碑碣并称，方者为碑，圆者为碣），故将碣上铭文称为“猎碣文”。原石为唐朝初年在天兴县三畴原（今属陕西宝鸡市）发现，一般认为是东周典型的秦系文字。石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因石质易损，一鼓铭文已全部磨灭，其余九石铭文也大多剥泐，唐拓本今未见，宋元拓本也极罕见。向以天一阁藏北宋拓存４２２字者为最。石鼓文受到唐以后书法家的高度重视，唐张怀瑾《书断》说它“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韩愈《石鼓歌》也说：“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宋代大文豪、书法家苏轼也以石鼓为题作歌，认为石鼓文“上追轩颉”、“下揖冰斯”，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石鼓文书法接近书写效果，它结体平稳方正，笔画浑厚雄健，圆转中略带方折，朗润而不失天然。康有为在《广艺舟又辑》中赞它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石鼓文书法，开秦篆之先河，对后世书法，也曾起过一定影响。

在先秦古文字中，先后还出现过很多古文字形体名称，《汉书●艺文志》就说到当时古文有“六体”：“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颜师古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越所献．．．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略用许慎《说文解字序》意）。除隶书外，其他均应属大篆范畴。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收南朝梁庾元威《论书》，提到的篆书名字有所谓“龙虎篆、凤鱼篆、麒麟篆、仙人篆、蝌蚪虫篆、云篆、虫篆、鱼篆、鸟篆、龙篆、龟篆、虎篆、鸾篆”等，多达十余种，这个归类显然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