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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篆是汉字最古的形体分类

大篆

大篆是汉字最古的形体,它流行于战国(公元前220年)前。今所见甲骨文、金文、石鼓文等,就属于广义的大篆范畴。

1.甲骨文

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字系统,目前学术界公认的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山东邹平县丁公遗址所出的陶文,是刻在陶器残片上的,有人认为它是一 个独特的文字系统,其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距今约四千余年)。甲骨文又称“契文”、“刻辞”或“卜辞”。称为甲骨文,是因其文辞刻在龟甲或兽骨之上:称为‘契文”或“刻辞”,是因其文辞原懊刻在甲骨之上;称为“卜辞”,是因其文辞都是书写的占卜内容。甲骨文是近代首先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故又称“殷墟文字”(见图)。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

甲骨文是可识汉字最古的文字系统,“目前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全部单字的总数,约为4500 字左右”今可准确辨识者仅千余(各家统计有很大出入)。由于其用途单一,故今见甲骨文应不是当时使用的文字系统的全部。

甲骨文作为书法艺术作品,有它突出的风格特点。甲骨文是锲刻文字,故每随锲刻工具的利钝、刻工技艺的高下、锲刻材料的差异而变化。有的甲骨刻辞线条粗重古拙,有的劲利细巧,有的规整端庄,有的欹斜多变,有的清秀妩媚。文字结体也大小不一,错综复杂。但是。变化中往往具有对称、均衡、和谐、稳定等特点。甲骨文虽然形状各异,但刻辞布局却饶有章法,多能随形变化,或直行,或散落。稚真烂漫,韵趣天成。甲骨文的这些特点,为后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金文

金文,指锲刻在商周及春秋战国以前用青铜铸造的钟鼎等彝器上的古汉字。因它是铭刻于青铜器之上,古人称铜为金,故称“金文”;又因这些青铜器多为钟鼎,旧时也把它称为“钟鼎文”。

殷商时代,青铜器的品种随冶炼技术的进步日见增多,但受锲刻和铸造技术的限制,一般青铜器上大多锲刻的是几个款识文字,长篇铭文则比较少见。如重875千克的司母戊大方鼎,为现存最大的青铜器,但只在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殷商晚期著名的《小臣赊尊铭》,铭文也只有四行27字。

西周及春秋战国金文,就铭文字数而言,则大大增加。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殷簋铭》(又称大丰簋铭),内壁有铭文八行76字;成王时所铸令彝,铭文有187字:《何尊铭》也有12行119字;宜王时所铸毛公鼎,铭文竟达32行497字,创当时青铜器铭文字数之最。1959 年版《金文编》,所收金文单字就有3093字。

人们通常认为,甲骨文早于金文,金文是从甲骨文发展而来。但据当代有的文字学家论证,它们是同时代的文字。“金文是当时的正体,而甲骨文则是当时的俗体。两者的区别,就像今天‘印刷体’ 与‘手写体’的不同"。

殷商青铜器铭文书法的共同特点是:线条的流动性强,曲直变化鲜明,字形、体式和章法的变化,一般是顺乎自然,合于情性,没有固定的程式;笔法也较自由,没有后来那么圆转整饰,而且还普遍使用肥笔。这种文化现象,约源于早期的图画文字。其初,也许包含着对祖先、对先人业绩和家族历史的缅怀、纪念、崇敬,包含着对自然的崇拜、对鬼神的恭谨、对生活的热爱、对自身的赞美等。所以特别选用这种古老的形式作为具有特殊内涵的标识。后来一般铭文也有规律地在某些字中频繁使用肥笔,应该也是受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

周公制礼作乐,把周人的社会生活置于统一的规范之中。 繁缛的、刻板的礼乐制约,束缚了周人的精神,也严重影响了周人的创造力。因此,周人虽然也很注意向殷商人学习,其前期金文基本保持了殷商甲骨文、金文书法古朴凝重的特点,但是,拘谨的作风也妨碍了周人的再创造。西周前期,金文精品不多,不过,武王时期的《利簋铭》(《文物》,1977, 8)、《大丰簋》、成王时期的《何尊铭》康王时期的《大盂鼎铭》、穆王时期的《静簋铭》等金文作品,也历来为书法家所宝重。

西周后期,金文风格变化很大,如蝌蚪状肥笔的消失,人工镂雕痕迹的减轻等,都标志其书法技艺更加成熟。这个时期,恭王时期的《墙盘铭》、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颂鼎铭》等,都是不可多得的金文艺术佳作。春秋战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金文风格也与这个时代相一致,呈现出与西周以前不同的气质色彩。钟鼎彝器,本是地位、权力的象征,这时君主臣民,上下凌替,权力旁落,大小诸侯,坐地为王,各行其政。因此,留在钟鼎彝器之上的铭文,便不可能像西周以前那样整齐划一。如《商鞅方升铭》、《曾乙侯编钟铭》等,风格就很接近小篆。这类装饰性很强的书体,一般都是随物赋形,富于变化。它们本身虽无大成就,但从其笔法和结体来看,较接近小篆,当是由大篆过渡到小篆的一种中间形态,也是一一个从民间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其影响不可低估。

3,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可辨识的石刻文字。因其铭文是锲刻在石鼓之上,所以称为“石鼓文”。石鼓共有10个,每个之上刻四言诗一首,内容所记为秦君游猎之事,近有人考为秦献公十一年所刻。有人认为,此石非鼓,而为石碣(古代碑碣并称,方者为碑,圆者为碣),故将碣上铭文称为“猎碣文”。原石为唐朝初年在天兴县三畴原(今属陕西宝鸡市)发现,一般认为是东周典型的秦系文字。石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因石质易损,一鼓铭文已全部磨灭,其余九石铭文也大多剥泐,唐拓本今未见,宋元拓本也极罕见。向以天一阁藏北宋拓存422字者为最。石鼓文受到唐以后书法家的高度重视,唐张怀瑾《书断》说它“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韩愈《石鼓歌》也说:“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宋代大文豪、书法家苏轼也以石鼓为题作歌,认为石鼓文“上追轩颉”、“下揖冰斯”,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石鼓文书法接近书写效果,它结体平稳方正,笔画浑厚雄健,圆转中略带方折,朗润而不失天然。康有为在《广艺舟又辑》中赞它如“金钿落地,芝草团云”。石鼓文书法,开秦篆之先河,对后世书法,也曾起过一定影响。

在先秦古文字中,先后还出现过很多古文字形体名称,《汉书●艺文志》就说到当时古文有“六体”:“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颜师古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篆书,谓小篆,盖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越所献...缪篆,谓其文屈曲缠绕,所以摹印章也:虫书,谓为虫鸟之形,所以书幡信也”(略用许慎《说文解字序》意)。除隶书外,其他均应属大篆范畴。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收南朝梁庾元威《论书》,提到的篆书名字有所谓“龙虎篆、凤鱼篆、麒麟篆、仙人篆、蝌蚪虫篆、云篆、虫篆、鱼篆、鸟篆、龙篆、龟篆、虎篆、鸾篆”等,多达十余种,这个归类显然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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