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书坛概览代表人物

当西方的现代文明随着军舰大炮蓦地闯进古老的封闭王国之时，传统的思想意识、思维模式、审美需求、艺术观念等都受到严重冲击。近代书坛崇碑贬帖之风的兴起，就是明显对书法学传统的一种挑战。站在这个反潮流前列的首推学者阮元，他著《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篇大文，推崇北碑，在书法学界影响强烈。其后包世臣著《艺舟双楫》，康有为著《书镜》。共推而广之《故《书镜》又名《广艺舟双楫》）。康有为在《尊碑第二》中说：

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日全非，精神尤不待论……流败既甚，师帖者地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

由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著名学者的鼓吹，至清代道光前后。崇碑之风大起。碑学的盛行，改变了近千年专尊帖学的颓唐之风，一－时“翰苑墨林，自绕开生之象”，给一代书坛带来一缕美丽的晨曦。在崇碑的书法家中，以赵之廉、张裕钊、翁同和、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等人最有名。

赵之谦（公元１８２９—１８８４），字益甫，一字撝叔，号悲庵，浙江绍兴人。曾官知县，能书工画，善治印。书法工于篆隶，受邓石如影响，风格多姿。用北碑法作行、楷，也能自成一家。

翁同龋（公元１８３０—１９０４），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斋居士，江苏常熟人。官至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因参与变法，被罢职家居。其书初学赵孟頫，中人颜真卿，晚采北碑，书风老苍宽厚，多有墨迹留存。

张裕钊《公元１８３２—１８９４），字廉卿，湖北武昌人。其书法清拔峻洁。“饱墨沉光，精气内敛，自是咸、同间一家”（马宗霍《霎月楼笔谈》）。张氏曾在江宁、湖北、陕西等处书院作主讲，且官至内阁中书，门生故吏极多，影响及于邻国日本。

杨守敬《公元１８３９—１９１５），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著名古地理学家、因曾出使日本五年，其书法亦影响及于日本。

吴昌硕（公元１８４４—１９２７），名俊卿，字仓石，后改字昌硕，浙江吉安人。书画篆刻，均有大名于时。其篆书以邓石如法写石鼓文，功夫独到，近代影响极大。

康有为《公元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字广厦，号长生、更生，广东南海人。康氏学问渊博，见识独特，以其余力治书，理论和实践都有很高的造诣，对近、现代书坛很有影响。

崇碑在当时虽不失为书坛寻找出路的一种可贵探索，但这种探索同崇帖一样，仍带有其致命伤。因此，也同宋元明清各代富有创新和探索精神的众多书法家一样，最终并未能使中国书法走出长期徘徊的低谷。这原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远思考。

民国书坛，承近代改良机运，（黄朝宾《民国书法·序》提到）“书法以势为尚，它既不同于东汉以蔡邕为代表的以点画用笔为主要审美内容的九势，也不同于宋代苏、黄、米、蔡和明末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的情感直接宣泄，奔放不拘。它不满足于清中晚期的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人严谨的碑版法度和已有成就，在取法上直溯商周书法之源和稚拙变化之势，推求书法艺术更深层的内在规律，以质为妍，以势为法，取碑、帖之长，一炉共冶，创造出各自独具特点的面貌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