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学术文化背景

黄庭坚以诗歌及书法名世，后人尊之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北宋书法家中的巨擘。但是他本人并不单纯以文人自居，终其一生他都对道德伦理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有着匡正世道人心的强烈使命感。他所生活的年代适逢北宋的中后期，这一时期正是北宋的政治、　经济、文化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阶段。士大夫阶层一方面探索改革之路，导致了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一方面致力于创建－种新的思想体系，来为变化了的时代服务，从而发生了儒学传统的嬗变，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在此思想文化的转型期中，黄庭坚也发表了他的哲学伦理主张，提出了一些颇具前瞻性的范畴与命题，对新儒学的形成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他的哲学伦理思想不仅有其自身的价值而当在中国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而且与他的诗歌、书法理论及创作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因而是理解其美学思想与创作特色的一把钥匙。为此本评传力图对黄庭坚的思想作出全面的评述，以期展示其作为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全貌。

北宋的学术文化背景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黄庭坚所处时代的学术文化背景作一介绍。下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勾勒。

（一）道德伦理的重建

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文精神相当堕落的一个时期。在短短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就有五个朝代急遽更替，易八姓十三君，而其中亡国被弑者就有八人。朝代的更迭又都是依仗骄兵悍将的武装政变。士大夫苟全于这样的乱世，鲜有气节可言。像冯道其人，历仕四朝十君，却自鸣得意，号称“长乐老”，就是这种士风的典型。继五代而起的宋代在巩固南北统一的政治局面的同时，也就面临着道德伦理重建的时代课题。

为此，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首先致力于强化以儒学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宋初实行了－系列尊孔崇儒的活动，同时抓紧进行儒家经典的整理注疏工作。与此相应，士大夫阶层中也兴起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其标志则是重续韩愈所代表的道统与文统。从柳开、穆修到孙复、石介，再到范仲淹、欧阳修，莫不以尊韩弘儒自任。但宋初诸儒所着意的仍只是对儒家传统及思想遗产的再发扬，新变的倾向甚微。他们首先倡言的是“尊王”、“明道”，重整君臣父子的纲纪伦常，高扬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故在经典中尤重《春秋》，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就是这种思潮的代表。其次是攮斥异端，对佛、道二教严加排斥，普遍表现出卫道的热诚。石介之斥佛道尤其不遗余力。如果说这场儒学复兴运动在仁宗庆历以前还未形成较大的规模，那么随着庆历之际改革浪潮的兴起，它就以更大的声势开展起来了，关注道德伦理的重建就是这场思想文化运动的重要方面。

有鉴于五代的道德沦丧，宋代立国以后知识精英们即有一种道德重建的使命感，这－－问题在庆历之际又被有识之士们凸现出来，其代表人物即为欧阳修。他所修撰的《新五代史》表现出典型的道德主义倾向。宋初原有一本薛居正监修的五代史，称《旧五代史》，此书对五代的官僚士大夫颇多恕词，甚至赞誉卖国失节之举。而欧阳修在其《新五代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点校本）中则强烈谴责了变节行为，斥为寡廉鲜耻。他在各传的序言及论赞部分尤其高扬起这面道德的旗帜。如在冯道传中批判其苟且失节，重申了儒家的价值观：“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新五代史》卷五十四（杂传》）－方面他感慨五代道德沦丧，一方面又在历

史的废墟中爬罗剔抉，搜寻闪亮的珠玉加以表彰。如卷二十一《梁臣传）写道：“孟子谓春秋无义战，予亦以谓五代无全臣。无者，非无一人，盖仅有之耳，余得死节之士三人焉。”欧阳修通过道德主义的鼓吹意在重振士风，这一问题在庆历之际的改革中显得尤为迫切。

宋初以来实行优礼士人的政策，其消极一面是在士大夫中滋长出因循苟安的作风。这种局面的形成也和最高统治者的好尚有关。宋初天下底定之后，皇帝对道家学说颇为欣赏，倾心于清静无为之道，在遴选大臣时往往将循规蹈矩与精于吏道作为同等重要的标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僚间遂以老成持重、不事更张相标榜，谨默守常、偷安自保的腐朽之风在官场中弥漫。正如苏舜钦所指出的：“今朝廷之患，患在执政大臣不肯主事，或循默，或畏避，大抵皆为自安之计也。”

为此，改革派人士为振起士风而大声疾呼，提倡忧怀国事献身社稷的品格和立身正直、廉洁自律的节操。范仲淹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成为激励人们立志持节的座右铭；而他的《严先生祠堂记》则颂扬了东汉高士严光的高风亮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同样是世代传诵的格言，他们不仅在理论上作出阐发，而且在实践上努力贯彻这一人格理想，在与守旧大臣的斗争中以名教自励，抗节直言，无所回避，面对所谓“朋党”的攻击，严“小人”“君子”之辨，敢于为实现改革而奋斗。经过这些努力，北朱中期的士风确实有了明显的转变。苏轼在为欧阳修的《居士集》所作的序中概括了这一变化：“宋兴七十馀年，．．．．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居士集叙》，《东坡七集．前集》卷二十四）南宋陈傅良也指出：“起建隆至天圣、明道间，一洗五季之陋，而守故蹈常之习未化。范子（指范仲淹）始与其徒抗之以名节，天下靡然从之，人人耻无以自见也。”（《温州学田记》，《止斋先生文集》卷三十九，四部丛刊本）这些论述揭示了范、欧等改革家在转变士风方面所起的关键怍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标举出尚名教、持节操的人格风范，既是对古代儒家的人格理想的再发现，又对新儒学的人格构建的思想有导夫先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