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古代文人的闲情逸致是多方面的，其所借以表达的方式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在书法这朵中华艺苑中光照千古、根深叶茂的奇葩上。

书法是与文字共生的。汉字的象形特征，为汉字书法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第一位用线条表达文字意思的先民，就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位书法家，他创作的第一个汉字图形，就是第一件书法作品。从这个关系.上看，我们要谈论古代文人四大技艺中的书法，还不得不从文字的起源开始。

关于汉文字的创始，从战国时开始就流传开仓颉造字一说。先人认为黄帝的史臣仓颉，看到鸟兽蹄爪的印痕，以为可以用它来分别不同的迹象，于是就造了字。传说中还有史皇、沮诵造字的说法，总之是圣贤人物的创造。实际上，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绝非某个圣人一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黄河长江流域有无数个部落在生存栖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部落之间交往的日趋增多,原有的手势和有声语言，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合形势发展的需要，书面文字就不可避免地要来到人间。

汉字的最初形态是图画文字，它是可以读出声音的图画，图画中有的工致，有的精简，简易者得到时代的承认，于是用线条的文字就逐渐通行了。这些用线条表示的刻画符号,就是历史上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

汉字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解放后，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和山东大汶口出土了带有刻画符号的陶片，据推测，它们的历史都在六七千年以前。这些刻画符号虽然显得粗简拙朴，但已经孕育了书法艺术的因素和某些特征，如线条美、抽象美、匀称平衡美、流动变化美等，表现出书法艺术由不成熟到趋于成熟的过渡性。从此，书法艺术渡过了混沌初开的朦胧期，进入到蓬勃发展涨落有序的生长期。

书法艺术的生长期，从夏、商、周，经过春秋战国，再到秦汉王朝，共计2500 年历史。这一时期，甲骨文、金文、石刻文、简帛朱墨手迹接踵出现，篆体、隶体、草体、楷体等在数百种杂体的筛选淘汰过程中定型完备,书法艺术进人有序发展的时期。

甲骨文是1899年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在药材“龙骨”上发现的，它是河南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出土的殷商文字，因为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故称甲骨文。就书法看，尽管甲骨文还有同一个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对称、均衡的规律。其笔法有的粗犷雄放,有的秀丽工整，有的奇巧多姿;其线条则有的瘦硬挺拔，有的浑厚粗壮，已带有墨书意味。因此，可以说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最早成熟的书法作品。

与甲骨文书法并驾齐驱的是金文书法。金文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也称钟鼎文。西周人在意识形态上把神人格化，重视礼乐制度，在这一时期，主要用于占卜的甲骨文就走下了历史舞台，钟鼎文就成了主角，成为西周书法的主要表现形式。西周金文承殷商甲骨文之余绪,虽然在写法上还有许多甲骨文的意味，但由于金文在加工时比甲骨文要多几道工序，如果铸出后不美还可熔化重来，所以其规范美、装饰美、象形美远远超过了甲骨文。加上金文字大，笔画厚重，给人的欣赏性大大增强。可以说，金文从诞生之日起，就以高度的艺术美令世人刮目相看。

春秋时期，文字书法艺术在甲骨文、金文的基础上，出现了石刻文。先秦石刻文中最足称颂者，无疑是石鼓文。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古的石刻文字，因为文字刻在十个鼓形石头上，故称石鼓文。这十个鼓形的圆石，每只四周刻着一首四言韵文，共460字，后世学者多认为石鼓文字体为秦篆，其时代有秦文公、穆公、襄公、献公等诸种说法，难于统一。 从字体上看，石鼓文舍弃了金文中那种明显的装饰意味，其艺术美完全体现在用毛笔按照一定的笔法书写出来的自然流畅的效果中，显示出一种极为成熟的、富有修养的艺术匠心。石鼓文的出现，在书法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书法艺术已经超越了实用书写的意义，开始走向独立和成熟。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甲骨文经过了贞人的契刻，金文经过铸工的范铸，石鼓文经过石工的凿刻，造成文字与真迹相去甚远，大失艺术原味，这正是所谓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西汉时期的书法真迹，一般只有在完全用毛笔书写的简书中才能见到。竹木简是西汉时期的主要书写材料，追求速成是由其实用的性质决定的，这是简书在书法学上的主要特点。正因为这样，它在笔法上表现为自然、粗犷、拙实，从而形成富有活跃生命力的古朴奔放的书风，而且风格多种多样，有的纤劲，有的朴厚，有的奇丽，有的.....西汉简书又与碑石在风格上有着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古朴豪迈而又绮丽多姿的西汉书艺的时代风格。

东汉是书法艺术的转折时代，自东汉起，中国的书法由有序转到了繁荣。

纸的产生，是东汉书法发展史上的头等大事。纸价廉质轻,使用方便，特别有利于书法艺术的反复训练和实践，这些都是甲骨、金属和竹木等不可能做到的。同时，纸比任何一种书写载体更能体现笔情墨意，书法美学主要体现在笔墨的变化上,而笔情墨意的种种变化又只有在纸上才能充分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法艺术步入繁荣期，主要是因为出现了可供书写的纸。

东汉书法发展的另外一件大事，便是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没有理论指导的艺术是自为的艺术，有了理论指导的艺术才是自由的艺术，书法实践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更加自觉地向前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的真正繁荣史应该从有书法理论指导的时期算起。最先提出书法理论的，是生活在东、西汉之交的大文人扬雄。他在《问神》一文中指出:“书， 心画也。”’在此，他把“诗言志”这一古老的命题扩展到书法艺术中，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了艺术家的主观因素的总和一“心” 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以及书法作为书法家主观的思想感情的这一十分重要的特征。“书为心画” 成为后代书法史上的经典命题，光耀千古。

东汉末至魏晋，是一个中国社会急遽变化的时期，封建社会经过强秦和西汉大一统，步入分崩离析的阵痛时代，王朝更迭，群雄并起，思想活跃。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大融汇，给文化艺术的繁荣带来了一个不平常的春天。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已逐渐摆脱儒家理论教条的束缚，而转向抒发个人的情怀，从追求雕琢绮丽的形式美转向追求风骨、气韵的志趣美。这种审美观表现在书法上则十分讲求气韵，书家在笔法、字法、章法方面斗艳争巧，求异追奇，为书法艺术创造出色彩缤纷、意态万千的局面。这时，行草被认为是最能表现书家个人风韵和心灵的表现形式。当时的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张华、卫恒、桓玄等皆工行草，就是因为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超脱的心灵，才能得心应手,登峰造极。

书法艺术经过魏晋的枝繁叶茂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北碑南帖时代。这一时代，正值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对峙的结果，造成了南朝和北朝书法同宗异质,风格有明显的不同。总的来说，南朝禁碑，碑版罕见，缣素流传，简牍为多，续东晋余风，所以南朝之书法，多藉帖以传;北朝重厚罪,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加之佞佛造像，刻石为多，接东汉余绪,所以北朝之书法，多托石以传。

北碑字体用笔提按幅度大，大起大落，又结合石刻的技巧和特点，形成出锋露角，内圆外方,点线悍劲峻拔的特点。它体现了北方人的尚武精神，粗犷彪悍的气质和豪放纯朴的性格特征以及北人的审美情趣。康有为曾把北碑的特点概括为十美，即魄力雄强、气象雄浑、笔法跳越、点划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可谓言简意赅。

南朝的书法遗存是帖札。南朝士人柔秀，字书讲求工妙，临帖楷书中又借用行书流畅之体，更显出清媚俊逸之态，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总的来看，南朝帖札的秀逸与东晋书法的审美情趣一致。

唐王朝建立后，九州一统，励精图治，经济发展，国势达到极盛。强大的唐王朝，要求文化艺术豪华壮丽、雄浑奔放、蕴涵博大。这种艺术主潮，与汉代的淳厚恢宏、沉稳深邃不同，与魏晋的气韵生动、简淡清秀也不同。它在书法艺术上的表现，就是进入了求规隆法时期。

唐代的书法，讲求法长于韵。韵虽也注重形质，但着重点还是神采;法则是从形质要求人手到神采与形质的高度统一，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唐朝的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的作品虽然风格各有不同，但都显示了这种求规隆法的特点。晋代书法那种高雅风韵的绅贵气派、随心所欲的自由性格、抒发情愫性分的天才秀美，已为工整规矩、明确大方的新风貌所替代。人们普遍认为，左右基本对称、齐整大方、刚健深厚的颜氏楷书要比字形微斜、灵巧流媚的二王书法更为优美。有了规、法，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规矩方圆中去探索美的境界，而无碍才情。

从崇尚风韵到讲求法规，是书法艺术进一步成熟的标志，是由“不工”到“工”的必经阶段。唐朝以无懈可击的法度，把书法推向了高峰，这就是认识唐代书法的真谛。

宋代结束了晚唐五代分裂割据的局面，天下重归一统。但开国不久，便以弱势处于外族的威胁之下，无法重振汉唐的雄风，危机日深。因此，宋代虽然继承了唐代文化发达的余烈，但文苑中缺乏盛唐文人豪情满怀、信心十足、锐意进取的气概。文人士子在“兼济天下”的愿望难遂之余，只求“独善其身”，由外部世界的拓展转向内心世界的探求，讲理学，谈禅机，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宋人的这种心态表现在书法领域，就是尚意。宋人所尚的意，指的是书法的意象、意境，书家的意趣、意绪。

宋人尚意是对唐人尚法的否定和发展。说是否定，因为宋人力求打破唐人拘于法度的僵化形式;说是发展，因为宋人不是不要法，而是活用法，向法中注进了意，以表现自我的艺术情趣。这种艺术情趣要求探索自己的创作道路，写出具有自己的个性与意趣的作品。

宋人所尚的意与晋人所尚的韵有近异之处。相近者，强调的都是性灵、情境。相异者，韵的范围狭窄，特指一种平和、淡泊、高逸、潇洒、闲适的意绪;而意的范围则广阔得多，心猿意马，自由豪放，任情纵横,但求心的自足，情的宣泄，不拘泥于一端。

宋人尚意还表现在提倡书法抒情画心的同时，要寓道载道，以书法来体现自然、人生哲理与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砥砺自身和他人的情操。这就是黄庭坚所说的:“学 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

宋代书法史上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刻帖。帖学大盛，肇始于宋太宗。宋太宗认为，艺术是众人的，应该由众人来欣赏，不能凭地位据为私有。淳化三年(992年)，他令人将内府所藏历代墨迹集中在一起,又派人到民间购募古代帝王名臣手迹，刻成《淳化阁帖》。此帖为汇帖之祖。自此之后，帖学在宋代蔚成时风，重辑者甚多，出现了《大观帖》、《修内司帖》、《潭帖》.《绛帖》、《仁二王府帖》、《泉州帖》、《澧阳帖》、《鼎帖》等数十种。到了元明时期，更是形成了专门的帖学派，与碑学派互竞短长。

元代书法不同于宋代书法之处在于，宋书是群星璀璨，北宋四家，南宋诸家.... 而元代是一星闪耀，赵孟颛入主书坛。赵孟额是元朝一代书法宗匠，在书法史上，他为我们创立了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赵孟频还最先把书画合璧，在画上题诗，诗、书、画三绝一体实由他肇始。其时，元代的书家虽然各有特点,但由于一方面缺乏突出的创造性，一方面赵书实在太过盛行，终为他的名声所淹。对于他的成就，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作了概括性的评论:“自唐以前， 集书法之大成者，王右军(羲之)也;自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赵集贤(孟颊)也。”可谓定论。

明初几代皇帝颇好书法，他们崇尚法帖，提倡法古，促成了明代帖学盛行的趋势。再者，皇帝还诏求四方能书之士，给予高官厚禄，专门写字体方整圆润的诏令。科举考试也讲究字要写得工整，合乎规范。于是天下士子多写典雅端平，严谨齐一的字体，一时形成了一种台阁体。这种字体方正、乌黑、大小一律、拘谨刻板，致使书法趋于绝境，数十年中未出现过出类拔萃的书家。

直到明中叶，祝允明、文徽明等人登上书坛，才权出现了一番新气象。他们的书法由赵孟颊上承晋唐，功力深厚，下笔精熟，跌宕奇伟，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潇酒的韵味。他们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书法开始冲决馆阁体的束缚而有了转机，号为“明书中兴”

到了晚明，行草变得更为发达，书法“尚态”的风气较为浓烈。明人“尚态”，指的是书法的结构造型，也指它的风标韵致，也就是晚明书法家徐渭所说的“布匀而不必匀，笔态人净媚”的笔态。晚明书法家在行草方面吸收前朝精华，融合百家之长，同时对旧的书法形态、意态又作了创新和突破，这在明代以继承为主的书坛上显得难能可贵。这其中，尤以徐渭为甚。徐渭是一位怀才不遇而又性格豪迈不羁的人，有较全面的文化修养而又个性鲜明，曾自称“吾书第一”。他的行草书不计点画工拙,豪气英发，横涂竖抹,体态姿肆而神韵天成，体现了那个时代行草书法的典型特点。袁宏道曾对他的行草书法评论道:“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王宠)、文微仲(文微明)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可谓知言善道。

清代书坛比较活跃，流派纷争，名家竞出，形成了封建社会

末期书道兴盛的趋势。清代书艺发展可分成几个大的段落。清初到嘉庆、道光之前是帖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清初帖学延续明朝董其昌行楷风靡江南的势头，加上康熙皇帝喜爱董书, 所以董其昌书法声价日高，朝殿考试，斋廷供奉，干禄求仕，视为捷途。到乾隆帝时，清朝政局已趋稳定，承平日久，这引起书风也转趋丰圆，董其昌行楷的纤弱，已不能满足那时人的审美要求，加上乾隆皇帝喜爱赵孟颊的手迹，于是董其昌告退，赵孟颊代起，赵书又大为世贵。清初馆阁体较明代更甚，已成千人一面，万字雷同的“乌黑、方正、刻板”的极端状态，完全成了士子求仕的手段。这一时期法帖刊刻的也很多，如《快雪堂帖》、《懋勤殿帖》、《三希堂法帖》、《兰亭八柱帖》、《重刻淳化阁帖》、《诒晋斋巾箱帖》、《秋碧堂帖》等，对帖学风行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嘉庆、道光年间，清代书法转人碑学。先是唐碑兴盛，除了欧阳询、虞世南受到普遍重视外，颜书也呈现出复兴的趋势，这一时期的名家如何绍基、翁同和等学颜书都参人北碑意味，写得灵动超妙，对后来习颜的书家影响很大。在理论上，阮元著有《北碑南帖论》，包世臣著有《艺舟双楫》，他们力倡碑学,尊碑抑帖，对推动碑学的重盛和深入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咸丰、道光以后，篆书的发展出现多姿多彩的形势,是篆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整个清代，写篆书的名家很多,清初有王澍、桂馥、洪亮吉等，但清初的名家多延续宋元以来的篆书技法，缺乏生气，成就不甚突出。乾嘉时邓石如的出现，扭转了篆书形势，他的篆书取法汉碑额及金石款识，结体宽宏，用笔沉酣自如，开拓了清代篆书的新局面。晚清的篆书顺着邓石如开拓的路子走下去，终呈千姿竞秀的局面。其时，赵之谦的篆书受邓石如影响最大，他的篆书参以北碑笔意，写得轻松活泼，自成一家。吴大微篆书掺以钟鼎款识和秦诏版笔意，喜用籀体作篆，也写出了自家风韵。清末民国初年的吴昌硕，以写石鼓文名噪海内外，他写石鼓文以参差取姿，用笔遒劲，气度恢宏，在晚清诸家之外别开雄强朴茂之风，独具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