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明朝书法特点及书法名家

明朝（公元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掌握政权的封建王朝。

明代帖学盛行和台阁体泛滥

朱元璋开国建业后，汲取了元灭亡的教训，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自己的封建统治。在文化上，朝廷开设文华堂，积极地储备文学人才。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下诏征求善书之士，把书法最佳者编人翰林院，或授中书舍人之职，专司缮写朝廷文告。他还精选二十八人专学“二王”书法，精研秘府所藏法帖，以致永乐年间帖学最为盛行。后来的诸帝均能留意翰壘，并重帖学，所以明代士大夫无不从帖学中讨生活。他们追随赵孟颓，摹拟晋唐法帖，擅长楷、行、草。从明太祖到明成祖的五六十年间，书名盛的有“三宋”（即宋克、　宋隧、宋广）、“二沈”（即沈度、沈粲）、“一解”（即解缙）。这些当时的书坛大家都是继元赵孟频、康里子山之后，对帖学推波助澜的帮手，其中书法水平较高的是宋克、宋隧。

帖学盛行，造成了台阁体的泛滥，窒息了创造精神。明代的书事很盛，但像赵孟颓这样的一代宗师却未能产生，就是这个道理。

台阁体是与科举考试相适应的。久处馆阁的杨士奇、杨荣、杨溥写了大量制诏和碑版，称为“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所谓台阁体，就是笔画死守横平竖直，笔笔顿挫，结构拘于匀称法则，字形大小一致，墨色全墨不变。这种书体是极其工整的，不利于书家抒发个人情绪，是排斥艺术个性的庯俗书体。台阁体以沈度、姜立纲为当时的主要代表。

明朝中后期的书坛

明代中期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诸朝约近百年间，书法呈中兴状态。一批书法家寻求对时风的突破，追求个性抒发的自由。吴中书派蓬勃兴起，名家辈出，以致有“天下书法尽归吴”之誉。首先是吴人张弼，以任性的狂草表达了对台阁体的不满和反叛。张弼的狂草以行、楷以外的书体冲击了圆润光洁、四平八稳的主流派媚俗书风。陈献章、湛若水及徐霜等人则在行、楷内部“同室操戈”，打破主流书派的一统天下。以上数人表现了不甘雌伏赵书流风的革新追求，但偏师突出，不能成大气候。作为明代书法的中兴代表是出于传统而又不拘于传统的吴中书派。这一书派名家有祝枝山、文徵明、唐寅、王宠诸人。祝枝山、文微明、王宠称为吴中三家。明代中叶，帖学基本没有超出赵孟頫的范围。到祝枝山、文徽明时，才开始倡导由赵而上窥晋唐，从而使书坛出现了中兴气象。吴中书派可谓高手如林，除上述四家外，还有沈周、吴宽、陈淳、文徽明之子文彭和文嘉，以及周天球、黄姬水等人。唐宋书法至晚期均成了强弩之末，而明代书法却似乎大器晚成，最高成就集中在后期近百年间。晚明书法沿着两条轴线向前发展：一是沿着主流书派的传统，实行改良性变革；一是置身于主流书派之外，标新立异，独辟蹊径。前者代表书家有董其昌、邢侗、米万钟等，后者有徐渭、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人。特别是后者，为书坛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使明代书法具有了异样的光彩。董、邢、米常被连称为“南董北邢”、“董米”、“南董北米”等，加上张瑞图，被称为“晚明四大家”。其中属董其昌水平最高，且对后世影响也最大。

蝶恋花词　明　　张弼　　故宫博物院

书法理论著述

明代书法理论论著较前几个朝代都多，如陶宗仪的《书史会要》、朱存理的《珊瑚木难》、杨慎的《墨池琐录》、王世员的《王氏书苑》和项穆的《书法雅言》等。

由于明初文字狱的影响，明代书论多局限于形式，只是论述书体、结构、执笔、用笔和怎样临摹碑帖，以及书评等问题，涉及的内容不多。帷独后来敢于直书“燕贼篡位”的方孝孺提出“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故其书如雅人胜．．．．．初唐诸贤，取古未远，故犹有晋宋遗风”。方孝孺特别强调字的“意”，他说：“古人所为，　常使意胜于法，而后世常法胜于意。”这是因为“意难识而法易知”。并举例说：“颜真卿之书，　余一见即知其美，今始识其用意之妙，正犹有道君子，澹然内运，非久与居不其所蕴也。

其他方面，如解缙、祝允明、王世贤、黄云卿、项穆等名家的书评，对我们如何去理解历代书法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陶宗仪、宋濂、张绅、陆深、李贽、赵宦光等对各种书体的论述，虽多重复前人，但对我们理解各种书体的形成、派流变化、艺术特点，仍然是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