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理论三巨头之二 阮元、包世臣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发其端，包世臣继其后，晚清康有为壮其势，到咸丰、同治年间，书坛一改帖学风气，咸言“北碑”。天下学碑者蔚然成风，转瞬之间碑学已经洪流。“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语)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和创新的动力。于是，碑帖互参，长短互补，名家辈出，推陈出新，清代也因此成为中国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
作为碑学理论的创始人阮元，身居显宦，历仕乾、嘉、道三朝。他是清王朝的大官僚，又是历史上著名的大学者。他经历了清王朝由盛转衰并逐渐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过程，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大师、学界领袖。在学术上，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泰斗焉。”他在书学上振臂一呼,有着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与当时著名学者和书法家有着广泛、密切的交往，身居高位而学术渊博洞达,这使他在学术界和书法界都享有极高的声望他所提出并倡导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更是影响了一大批学人。
阮元(1764-1849年)，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怡性老人，清仪征(今江苏省)人。他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傅，谥文达。《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两篇文章，奠定了阮元在书法史上一流理论家的地位。自金农肇其始，至邓石如、伊秉绶大刀阔斧的创新，碑学书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此时，虽然碑学书家名流辈出，书法创作焕然一新，但人们对碑学的认识尚处于一个初始阶段,认识相对模糊，缺乏碑学进一步发展的理论依据。就在这一关键时刻，阮元以大学问家客串书法家的身份，对书学史进行了深人的思考。他花费了多年的心血和精力，去研究帖与碑的源流派别。他自称“二十年来留心南北碑石”，最终在嘉庆年间写出了《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阮元首倡南北书派之说，大胆地提出了南北书派论的理论问题，为碑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为碑学书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从此，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清]阮元《戌辰春正月七言诗联》
阮元的行书和楷书，早年受董其昌影响较大，书风飘逸俊秀。中年以后，在致力于魏碑研究的同时，他又致力于汉碑的考据,书风为之一变其实践与理论的观点达到了契合。他的书法,笔法苍劲，线条浓淡枯湿变化较大，颜得浑厚之象，最终能将碑帖冶于一炉。

阮元在《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中确立了汉碑的地位。他提出书法要“溯其源”、“返于古”, 隶书是重要的一环:“书法迁变，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他从文字发展演变的过程来论述隶书、草书和楷书的渊源,因此,他颇重汉碑的“古法”,并以这种古法为宗，反对萎靡衰弱的书风。
阮元在确立汉碑重要地位的同时，对北碑极为推崇。他从书法作品的流传上来分析、说明北碑比南帖更接近书法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后世流传的晋人法帖、二王墨迹等等，都是几经勾摹的复制品，反复摹刻传拓，面目全非，已非原样。而北碑皆为原石原刻，仅下真迹一等。他在《覆程竹禽编修书》中，对汇帖之祖的《淳化阁帖》最为鄙视，认为《淳化阁帖》“全将唐人双钩响拓之本，一改为浑圆模棱之形，笔法从此更衰矣。”
阮元在竭力推崇北碑的同时，更将唐代欧、褚、颜等大家纳入北派系统，并得出许多新颖的解释，使我们的思路更加开阔。如他在《颜鲁公争座位帖跋》中认为:“唐人书法多出于隋，隋人书法多出于北魏、北齐，不观魏、齐碑石，不见欧、褚之所从来。自宋人《阁帖》盛行，世不知有北朝书法矣。即如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魏，而非南朝二王派也。《颜鲁公争座位稿》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夫不复以姿媚为念者，其品乃高，所以此帖为行书之极致。试观北魏《张猛龙碑》后有行书数行，可识鲁公书法所由来矣。”唐碑来源于隋及北碑说，很有些道理。阮元把《争座位帖》比喻为“熔金出冶，随地流走，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在推崇颜真卿的同时，把矛头直接指向“南帖”的始祖王羲之,真是发前人未发之语也。

[清】阮元《京邸看花诗轴》:晚清的书法名家大都是当时极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以及著名学者，他们的艺术创作和当时的社会政治、人文思潮紧密地联系着，成为晚清书坛的特色。阮元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员。

总之，阮元推重北碑，提倡碑学，追求雄强古朴之美，既适应了时代的潮流，又适应了书法艺术振衰求变的需要。
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一书，王雪玲《略论阮元的书法理论与碑学派的兴起》、王庆忠《阮元《南北书派论》的历史意义》、梁继《碑帖之辨--兼及阮元》等文章，对阮元的书法理论都作了深刻、精到的论述，认为阮元书学理论是清代碑学兴起的先声，是清代书学以及中国书学的一个里程碑。阮元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始终坚持学术研究，其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撰写了大量著作,并具有相当高的造诣。他对经学、史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金石、书画、天文、历算、舆地、文学、哲学诸方面皆有精深的研究。他著述、辑录、编刻的书籍达3000卷。
继阮元《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之后，几乎与阮元同时的包世臣起而响应，将尊碑理论进一步深化，尊碑卑帖之论风靡一时。
包世臣(1775-1855年)，字慎伯，号翁、小倦游阁外史，人称“包安吴”，清安徽泾县人。他是邓石如弟子，官新喻(今江西新余)知县。在他的《艺舟双》中，他进一步深化了阮元的理论，崇尚北朝魏碑，并身体力行，以研习魏碑为正道。在阮元的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卑唐”的观点。《艺舟双楫》曰:“北碑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唐人无定势,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他甚至疾呼:“若从唐人入手，则终身浅薄，无复有窥见古人之日”“学者若欲学书,亦请严画界限，无从唐人入也”。

【清】包世臣行书轴:
包世臣在理论上独具慧眼,紧跟时代步伐,极力推崇北碑。这件行书作品行笔流畅，点线生动，很有自信心 虽说没有魏碑的浑厚和苍茫，但其用笔讲究，章法自然,属于上乘之作

包世臣的研究方法与阮元的从书史人手不同，而是从书论入手,深究书法的“形质”和“情性”。他从“形质”的要求出发,对北碑予以肯定;从“情性”的关照上确定北碑的艺术价值。在他《艺舟双楫》论书部分，他不遗余力地倡导碑学，对碑学高潮的兴起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为开创书法新风立下了汗马功劳。
包世臣在他的《历下笔谈》中更加详尽地把北碑尊为古典。他说:“北朝人书，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变态”。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他有感于当时书坛上帖学书风的过分细腻、拘谨、甜俗和薄弱，更深切地体会到北碑的价值。他认为北碑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试图建立以北碑为核心的书论体系。他对北碑的溢美和赞扬,要比阮元更加旗帜鲜明。他所导引的巨大冲击力，在帖学奄奄一息的时势之下是可想而知。

[清]包世臣楷书东坡语轴:
包世臣平时与人论说慷慨激昂论辩斩钉截铁，与人讨论问题时往往声震屋宇。他天生的声音洪亮，人称“包大炮"。这种个性必然影响到他的言行，影响到他书法的风格。从这件作品看,虽然”水气很重”，有些软绵，但总的气势还是很到位的。

包世臣的理论贡献，还在于他归纳出了邓石如所创造的新的笔法，即魏碑笔法--不仅重视笔画的两端，而且重视笔画中截的运笔与线条的重塑。
包世臣独具慧眼,紧跟阮元崇尚碑学,极力推崇北碑。只可惜包氏眼高手低，在创作实践上并无显著成就。就其书法而言,他算不上大家。他早年书学苏东坡、二王以及《书谱》,属于帖学一路。我们从他《艺舟双楫》的自叙中不难看出，早年他和其他学者一样，学习二王、颜柳起步，后来才受邓石如的影响，转而研习北碑，书风也随之变化，但远不如他的人室弟子吴熙载在书法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大。通观包世臣传世之作，他有纯帖意的作品，也有纯学碑的作品，都属一般水平。
包世臣的书法创作水平属于一般情况，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贡献。但他在理论上的贡献却是巨大的，正如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四种》，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碑体，盖俗尚成矣。”他对包世臣推广北碑的汗马功劳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