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审美大众化和个性化的差异

书法是艺术。艺术是人类思想观念的形象表现。书法审美是书法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书法作品艺术价值的基本途径。书法审美的对象是书法家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对同一件书法作品中艺术形象的理解和评价，往往由于审美主体和审美标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书法审美的大众化和个性化之间，两者的确存在较难协调的矛盾关系。

（一）书法审美的大众化倾向

书法审美的大众化倾向，是书法艺术社会性、群众性的集中反映，也是书法艺术得以广泛流传、弘扬光大的社会基础。丁文镌先生在《书法精论》中指出：“依美学原理，凡物之美者，必能引起人类之同情。而人之见物之美者，亦必有愉快之感觉，此即所谓爱美心是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对美的追求，却往往因人而异，很难统一。正如丁氏所说，人的审美能力有大小之分，书法也有大美和小美、真美和假美的差别。美和丑之间，往往很难划出一条截然的界限，如“奇古之与丑怪、秀媚之与稚弱、峭俊之与枯硬、飘逸之与轻浮、严整之与呆板、浑朴之与肥浊、雄强之与粗野、开张之与散漫、茂密之与堆砌、冲和之与凋辣等，一美一丑，似是而非，审美能力小者尤难判别。”对于大多数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来说，审美能力的大小，主要就体现在书法家对书法传统特质的深刻理解和对笔法、结体、章法以及墨彩等基本技法的熟练掌握和灵活运用上。只要鉴赏者觉得某件作品的笔法严谨、有力，结体匀称、生动，章法疏朗有致，墨彩润燥自然，气韵流畅，具有高雅情调，能体现一定的艺术意境，这样的书法作品、就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和赏识。在书法历史上﹐像魏晋的“二王”之书，汉代的《张迁》、《史晨》、《乙瑛》、《礼器》诸碑，唐代的欧、颜、柳、楮之作等，无不受到广泛的好评和推崇。又如苏东坡评米蒂的字“清雄绝俗、超妙入神”；启功评董其昌的字“曾经熏习于诸家之长，而出之自然，不作献轻敞重之态”，是“由晋唐规格以至放笔挥洒”；张蔚先评吉人隶书对联“清雄古厚”，刘运峰析梁同书行书“和谐自然”等等，尤不切中要旨，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

（二）书法审美的个性化追求

共性总是存在于个性之中。书法审美的个性化追求是推动书法艺术发展的原动力。中国的书法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蔚为大观，是一代代无数书法家不断耕耘、努力开拓、长期积累而后发展繁荣的结果。历史的发展准则就是这样冷酷无情－－－艺术的传统积淀越深刻，其所形成的禁锢和羁绊就越难以挣脱。而只有摆脱一切成规，抛弃以往大家和社会众生耳熟能详的习惯思路，在艺术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地不断探索、开拓前进、勇于创新的人，才有可能独辟蹊径，别开生面，从而形成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的艺术创造，主要就来自于艺术家的个性化追求。

书法的形质，是由点画笔墨之形，构建出字、行、篇章的气韵与神采之质。古往今来，无数书法家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浸淫在书法的天地中，寻觅着书法形质美的创造规律和法则，以求把汉字的内在美独特地表现出来。“通时达变”是实现艺术突破的必然规律。唐代释亚西在《论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见解：“凡书通即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楮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誉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法家之大要。”晋代刘德升曾以其行书的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和钟繇同师其法，但却形成了“胡肥钟瘦”的不同形质；王羲之父子，虽然以“二王”齐名，然其书法形质并不相同；宋代皇帝赵佶，尽管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在书法上却颇有悟性，独创出“瘦金文”这一与众不同的书体，从面使他在书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宋代苏、黄、米、蔡四家在书坛上并驾齐驱，各负盛名，然各人的艺术追求也各有异趣，各得其妙：苏东坡醉心于绵里藏针，黄庭坚潜心于云散天开，米蒂以“刷字”取胜，蔡襄则以冲和恬淡见长。一代伟人毛泽东，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崇高的人格精神和巧妙的艺术构思，将其豪情壮志熔铸到笔端，创造了气势磅礴的毛体书法﹔而当代名家启功和舒同两位先生，又凭借他们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功力，各自创造出别开生面的行书体式。可以说，没有众多书法家的个性追求，就没有中华书法艺术傲然卓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灿烂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