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朝书法主流书派

清朝（公元１６４４－　－１９１１　年）是由满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定都北京。清代的书法是我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时期，是被称为“书道中兴”的一代。清代书法如同一场中华三千年书法史的回顾、纪念演出活动，金文古籀、秦篆汉隶、八分章草、楷行今草纷纷登台，演绎了历史的新场景。

前清书坛与主流书派

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一般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是帖学期；第二是碑学期。帖学阶段可分为崇尚董其昌和赵孟颓两个阶段；碑学期归纳起来分为取法唐碑和北碑两个阶段。

清初仍沿袭明，盛行帖学。康熙帝酷爱董其昌的书法，海内真迹搜访殆尽，凡搜集到的，都精裱装订，玉牒金题，藏之秘阁。董其昌在明末本已誉满江南，再经康熙的睿赏，遂声价益重。当时朝殿考试，斋廷供奉，皆以董书为尚，董其昌的法书几乎成了惟一的书法圭臬。因为只宗法一家，造成了馆阁体的盛行。乾隆帝的书法修养更为深厚，他主持汇刻的三十二卷《三希堂法帖》规模宏大，汇集中国古代法帖艺术的精华，摹刻精细，拓印精良，为我国古代法帖扛鼎之作。乾隆还对《淳化阁帖》而下的书法演变作过系统的研究，沿香光而．上溯赵孟颊，发现赵孟频在继承的全面性上，在艺术功底、作品质量、历史影响等方面远远超过了董其昌。于是，“香光后退，　子昂代起”。赵盂颛在元代就被媲美于晋之王羲之、唐之颜真卿，在整个明代的帖学中是一代宗工，基本上没有超脱他的范围。因此，人清后，就有了“先董后赵”，有了“乌、光、正”馆阁书的泛濫。

康乾时期的主流书派也可以说是官方书派、皇上书派。清代前期的主流书家代表多为达官大臣、皇室贵胄，如沈荃、查异、汪士慎、陈邦彦、张照、刘墉、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钱泳、永理、铁保等。其中，翁、刘、永、铁被称为“清中期四大家”，名满天下，显赫一时。因康熙提倡董字，主流书派在起初并未形成统一天下的局面。

张照之后，情况大变，赵体更加盛行，并出现了刘墉、王文治、翁方纲、梁同书等“清代四大家”，清代主流书法乃进人鼎盛期。

明末遗民书派与扬州书派

清朝前期除以董、赵为旗帜的主流书派外，还有明末遗民书派和扬州书派。明末遗民是身怀国破家亡之痛、不满清人统治甚至反抗而失败的群落。他们的艺术成就堪称辉煌，以鲜明的个性区别于清初主流书派，对清代影响较大。其代表书家有傅山、祁豸佳、担当、许友、方以智、冒襄、金堡、屈大均、龚贤、朱耷、石涛等。其中以傅山、朱耷、石涛的成就最高。

临兰亭集序 清  朱耷

在明末遗民中，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一王铎。　与上述遗民们不同的是，他降了清，担任礼部尚书，因而被士林不耻，在清代三百年间始终未得扬眉。近年来，王铎方被书人重视并“炒”热了。

遗民书法心向朱明而无力回天，游离于新王朝主流社会之外，或隐形山林，或遁迹江湖，寄情于诗文书画，醉墨书怀，以表示不随流俗，不附新朝。这些人的书法多属与晚明叛逆派同调，但由于这批人在清代生活时间较长，归于明代很不合适。

在长江三角洲这块肥沃且富有文化原创力的土地上，雍、乾年间诞生了“扬州八怪”这支书画艺术异军。在书法艺术上，他们以极端个人的风采，标新立异，冲破主流书派的清规戒律，拓宽了书法表现主义的创作领域。“扬州八怪”　是天才、怪才、逸才，人人善画，人人善书。他们以画笔作书，书笔作画，画从书出，书从画人，画即是书，书即是画，各具个性，别开生面。“扬州八怪”中尤以金农、郑燮书法造诣最深，影响最大。

碑学大兴与篆隶成就

清代书学最大的成就是振兴以魏碑为主的碑学，打破了帖学的一统天下和结束了馆阁体泛滥的局面，为古代书法注人了新的活力。

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　特别严重。当时，一些文人为了保全仕途，苦心考古，借金石证经订史。与此同时，由于大量的古代刻石被发掘

书法理论著述

清代书学论著比明代更加丰富，有偏于鉴赏的《庚子消夏记》和《江村消夏录》以及《墨缘汇观》等；有偏于考据的《分来倡存》和《淳化阁法帖考正》等；有偏于书写技能的《书法正传》和《汉溪书法通释》以及《书学捷要》等；有偏于书法历史的《玉台书史》和《清代书人辑略》等。值得重视的是影响清代碑学发展的理论三部曲：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包世臣的《艺舟双楫》以及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这三本书使北碑由顽石垂为书法艺术瑰宝，功绩是卓著的。在书学理论上，都有深邃的创见。

包世臣提出的“画法、字法，本于笔成于墨，则墨法尤书艺一大关键”是一般人所注意不到的。他提出，“墨法”　要达到“纸墨相接之处，仿佛有毛；画内之墨，中边相等。而幽光若水纹徐漾于波发之间”。要“笔墨相称”，“墨到处皆有笔”。这个要求是难以达到而应该力求的。在对书法家的评价上，包、康二人均有偏颇之处，特别是包世臣对他的老师邓石如评价得过高。这种偏颇现象在南朝梁庾肩吾的《书品》之后历代难免，我们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康有为的《广　艺舟双楫》是对包世臣《艺舟双楫》的“孳之衍之”，计有《原书第一》　等二十七篇。这二十七篇论述给了我们极为丰富的书法知识。例如，《体变第四》对书体变化的论述，描绘出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侧面，使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书法发展变化的概况；ｓ《取隋第十一》论述了隋碑之所以足取。其他如《导源第十四》、《学叙第二十二》　、《学叙第二十三》等，都论述得具体、深刻而有见地。从理论到实践，对我们都有裨益。《广艺舟双楫》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并不是偶然的。